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在与岳飞一脉的传人交谈之际，我询问了宋朝为岳飞平反的具体时间。他罗列了八个关键日期，涵盖了从最初的昭雪冤屈，到归还其田产宅邸，再到恢复官职并重新安葬，以及最终的赐予谥号和追封，直至追封其三代子孙。全程历时99年。初度昭雪之举，发生于1162年七月，距岳飞含冤而终已历廿一载。彼时，他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恰与右派平反同期。我脑海中忽生一念：难道“二十年后重获新生，再成英雄豪杰”这句话，揭示了平反的循环规律？
返家后，查阅史籍得知，1162年六月，宋高宗赵构退隐幕后，太子继位，是为孝宗。同年七月，朝廷为岳飞平反昭雪。昔日最高领导已易其人，那制造冤案的罪魁祸首已从宝座上退去。
在《明史》的篇章中，我曾翻阅过众多平反昭雪的动人故事。其中，有些案件在短短数月内便得以昭雪，如因直言不讳而遭受牢狱之灾，甚至面临死刑的海瑞，以及为海瑞鸣冤的何以尚。而另一些案件则历经漫长的岁月，长达170余年，如惨遭明成祖诛灭十族的方孝孺，以及建文朝众多忠臣的冤案。在这些错落有致的时段中，共通之处在于，制造冤案的势力已不再设阻拦。
海瑞与何以尚之所以得以重获自由，实因下令拘禁他们的嘉靖帝突然驾崩。建文忠臣之冤得以昭雪，乃因推翻建文帝的明成祖及其后代，其权力传承体系已固若金汤，难以撼动。而表彰敌方忠臣不仅有助于激发属下的忠诚之心，亦能提升自身形象，使之更加光彩照人。归根结底，随着岁月的推移，平反所能带来的利益逐渐累积，而风险则相应降低，直至最终利益超过弊端，平反之举因此得以实施。
1630年，清太宗皇太极巧妙运用反间之计，致使明朝的强劲对手袁崇焕命丧黄泉。1784年，乾隆皇帝颁布诏令，为其平反昭雪，洗清了其冤屈。历经150余年的跨越朝代之平反，其利弊得失亦可用递增与递减的规律来阐释。对统治者而言，平反昭雪无疑具有益处。
以明朝而论，拖延百年的平反很少见，只有开国祖宗办错的几件大案。历代皇帝驾崩之后的平反和清算却如同常规。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确实不错。不过，明朝历届皇帝的平均执政时间只有16.2年，假定执政前期和后期制造的冤案同样多，冤案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8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恰好与八年之数相吻合的，便是那位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著称的于谦先生。当然，若遇到在位时间异常漫长的荒唐皇帝，冤案的存续期也会相应延长。例如，嘉靖帝在位45年，就有众多冤案受害者蒙冤长达43年。而万历帝在位48年，实际掌权时间超过30年，也出现了一些冤案受害者蒙冤长达30余年的情况。
一般说来，皇帝越是行事荒谬，其执政年限越长，待平反的冤屈者名单也就越加冗长。执政年久，冤假错案自然难以避免，而完全不制造冤案几近天方夜谭。然而，即便执政时间较短，冤假错案的数量也未必会减少。天启皇帝执政期间，长达七年，他日以继夜地沉浸于自己钟爱的木匠技艺之中，对魏忠贤的擅权胡为视而不见。最终，他留下了一份超过三百人的平反名单，同时也留下了长达二百七十人的清算名单，其中，凌迟之刑施于两人，死刑判决二十五人，充军流放十一人，以及判处有期徒刑一百二十九人。这样的政绩，相较于嘉靖、万历两位皇帝，更显辉煌。
绕开权势的公正
平反与清算，皆是对正义的重新校正。此纠错机制之核心，在于规避权力的滥用。在帝国制度下，皇权至高无上，权势往往凌驾于正义之上，而正义往往沦为维护统治的工具，居于次要地位。当最高权力机构制造冤案时，正义往往选择保持缄默。面对那些刚愎自用的言官，不惜竭尽全力也要诉说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他们很可能就此沦为新的冤魂。入狱、贬谪、廷杖至死……嘉靖、万历两位皇帝常以此手段封口，确实在短期内起到了作用。然而，皇帝之寿终有尽头，任何权贵亦无法长久执掌权柄。正义终将发声，冤案亦有望得以昭雪。皇帝亦试图控制后世，颁布永不翻案之令，镌刻石碑，树立铁牌，然石铁之命亦不长于权势。此事实属无奈之举。
正义面对权势显得无能为力。权势在时间的洪流中亦显无力。随后的权势渴望声誉与稳固，而正义与声誉、稳固之间的紧密联系亦让人深感无奈。各方皆以自身利益为重，却又对对手束手无策，因此，平反成为了各方博弈中的一种平衡点，最终形成了一种均势。在这一过程中，时间扮演着关键角色，其变迁预示着利益主体的兴衰更迭。
若将三权分立视为一种相互制衡的横向纠错体系，那么平反昭雪则构成了纵向的纠错途径。横向纠错机制固然允许借助时间的力量来逐步澄清某些疑团，但在帝国制度绵延两千余年的历史中，主要策略往往是通过时间的沉淀来消磨权势，而非直接解决难题。
西方谚语：公正不应迟到。视情况和折旧方式而定。在当代西方社会，个人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其横向纠错机制亦相对成熟且发达。此论精妙。然而，从中国的历史角度来看，迟到的公正同样不可小觑。
起初，对于那些制造冤案者而言，平反机制的存在确立了一个明确的心理预期：既然权力不可能永远掌握在个别人手中，既然公正终将得以恢复，那么，犯错之人就不应将错事做到极致，以免自食其果。意识到这一机制的存在，权势者或许会稍微收敛其行径。这实际上是一种遏制肆意作恶的机制。此言非虚，历史事实便是对此的最好佐证。北宋时期，奸相章惇针对政敌司马光，企图对其进行残酷的报复，意图将其遗骸鞭尸，并对元祐党及其后代进行打压。然而，正是对冤冤相报的担忧，促使他放弃了穷追猛打、斩尽杀绝的计划。
这亦为激励机制。对于那些矢志不渝地追求正义的人来说，坚信公正终将得以伸张，他们便更倾向于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正义的征途。若细细考量利弊得失，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仗义执言可能会一时遭遇困境，但这也可能成为对未来的一种投资。在平均需耗时八年才能实现的公正中，我们不仅能收回成本，甚至有可能获得收益。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迟到正义”实则是对高风险与高回报的明智投资。这一投资策略的历史案例屡见不鲜，以至于古人专门创造了诸如“沽名钓誉”等词汇来形容这种现象。
可惜的是，公平的市场往往回报有限，即便八年之后得以官复原职，也不过是弥补了损失，而利息的损失则无法弥补。更不用说这期间所承受的种种艰辛。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能有几个八年呢？假若仅有五人，其净亏损竟高达20%。若能圆融应对，顺利度过九年考核，本有望晋升一级。然而，即便在如此不景气的市场环境中，仍有商人持续经营，这似乎表明他们未必真正追求商业成功。或许，他们对于人性的本质以及最高利益有着不同的见解。所谓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正是儒家教育的卓越成果。而迟到的公正，恰恰有助于维护儒家世界观的说服力。
再者，迟来的正义虽无法弥补受害者及其后代所遭受的损失，却能至少停止进一步的伤害。任何形式的补偿，相较于无补偿而言，都更接近于公正。依照明朝的法律，平反与补偿被划分为五等，分别是“赠、荫、祭、葬、谥”。其中，恢复官职和赠予官职属于初级平反，而赐予祭葬则更高一筹，而追赠谥号和封爵则更显尊崇。随着平反级别的逐步提升，往往也意味着冤案制造者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同时反映出社会对蒙冤者日益增长的敬意。正如岳飞所经历的平反，其级别也逐步提升。若追补至最高等级，假设当事人尚存，且感到所有的损失都已得到充分的补偿，那么这种公正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完美无缺。在当事人已逝之身，若他一心所求乃永恒之名誉，那么这份迟来的正义亦不失为一种可观的补偿。
总体而言，“平反昭雪”不仅承载着深远的史册价值，亦蕴含着显著的现实意义。尽管迟到的正义并非最上乘的正义，但它仍不失为次优的公正。这种次优公正的存续，有助于维系民众对构建冤假错案机制之体制的信任，激发耐心与坚持，并有助于平息激烈与绝望的抗争。
问题在于，很多人连第二等公正也得不到，只能摊上第三等公正。
御史王朴性格梗直，多次与朱元璋争论，有一次争急了，惹皇上动了气，下令拉出去砍了。到了刑场，又召回来问他改不改。王朴说：皇上看得起我，让我当了御史，奈何如此摧辱我！如果我无罪，凭什么杀我？如果我有罪，又何必让我活？我今日惟愿速死！朱元璋大怒，催令赶快行刑。路过史馆，王朴冲着里面大呼：“刘三吾学士，请记住，今日是皇帝杀害无辜御史王朴的日子！”最终，他不幸遇难。
朱元璋后续编纂了《大诰》，其中亦提及王朴，并指责其诽谤之词。《大诰》在当时的影响力堪比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因此王朴的名字被收录其中，平反之望自然渺茫。查阅史书，亦未发现有关为他平反的记录。由此可见，王朴等人连第二等公正都享受不到了。但是，史册忠实记录了事实真相，而世人将自有公正的评说，这本身便是对历史的一种昭雪。此乃第三级的公正。读史印象中，能领略此等公正之待遇者，或许仅占总办理平反手续人数的四分之一。
我国民众常言“让历史如何如何”，以此彰显对第三种公正理念的深信不疑。史学家们恪守着隔代修史的规矩，待到权势与恶行相隔的年代久远，便无需担忧其报复，由此我们得以寄望于公正，实乃不幸中的庆幸。
最根本的困境在于，众多普通百姓连最基本的公正都无法触及。他们既缺乏伸张正义所需的人力、物力与能力，又缺少详实记录或考证的历史价值，最终只能默默无闻地消逝。史册中充斥着诸多记载，描述了滥杀无辜、窃取功勋的行径，然而，关于这些无辜受害者的姓名，我们却无法寻觅其踪迹。即便众多曾被平反的官员数量众多，相较那些沉冤未雪的普通民众，他们依旧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最高权势的自我纠错
并非所有中国皇帝都沉湎于无法无天的统治。其中，有的性格柔弱，内心谦逊；有的虔诚信仰神明；还有的深谙长远与整体利益之重要。由此，我们亦能窥见最高权力自我纠错的微妙之处。
1425年，朱高炽登基。弋谦提交了批评时政的激烈奏折。皇上知弋谦刚直，未加罪。厌恶他，见面就脸色不好。朝中众臣洞察到皇帝的意图，遂携手对弋谦进行指责，称其“卖直”，并力主皇帝对他进行法律制裁。然而，皇帝胸怀宽广，仅剥夺了弋谦参与朝会之权。未曾想，此消息一经传扬，众臣缄默，月余无奏疏。新皇即位心急如焚，渴望迅速施展治国才能。然而，朝臣们各自明哲保身，沉默不语，使得工作开展陷入困境。为此，皇帝特颁诏令，自我检讨，鼓励群臣坦率直言，同时恢复了弋谦上朝的资格。
遗憾的是，这位擅长妥善调和个人情绪与长远利益之关系的皇帝，未能度过年余便溘然长逝，使得我们难以继续讲述那些鲜见的美德与善举。然而，一旦皇帝宝座坐得久了，根基稳固，自信油然而生，即便是原本谦逊的皇帝也难以避免地会显得有些专横。这种现象，实属常态。朱高炽临终之际，已显现出此类端倪。他竟将一位在养病期间力劝他远离女色的忠臣投入监牢，甚至在临终前对他破口大骂，欲加之以重罪，遗留下一桩有待平反的冤狱。
嘉靖帝英明果断，虽严于刑罚，却也常自保其短，致使不少寻求他昭雪冤案之人命丧黄泉。如此君主，能否为自己的冤案翻案？答案是可能的。据我所知，便有一例。嘉靖帝信奉神仙，大规模修建大高玄殿，凡有异议者，皆遭痛打并囚禁。有三名人士挺身而出，被囚禁多年。另有两人挺身而出营救，亦惨遭“杖毙狱中”。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十一月，大高玄殿不幸发生火灾，皇帝登台祈祷，火光中仿佛听到有人呼唤那三位忠臣的名字，称他们为忠良。皇帝立即下令释放了他们。由此可见，皇帝亦畏惧天地神灵，这也是百姓之福。若遇一位无所畏惧的皇帝，民众只能任其独行其道，直至尽头。
清算平反亏空
《明史》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在其可追溯的历史记载中，清算力度弱于平反力度。正反皆公正，让权亦然。善行往往得善果，然而，其比例不过七八成；相对地，恶行遭遇恶报的情况，似乎仅占不足四五成。那些昔日的恶名远扬之徒，比如太监特务头子汪直，以及助纣为虐的焦芳父子，还有万历年间派遣来搜刮民脂民膏的税监们，他们的生平常常被记载为“终得善终”，即便是清代的史学家在描述他们时，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不满之情。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崇祯帝性格刚烈而固执，行事急躁，施以惩罚之严苛远胜于给予奖励。审视他如何清算前朝的阉党，便能深刻领悟到恶报不及善报的深刻道理。
《明史》说，崇祯收拾掉魏忠贤之后，开始清算逆党。他让大学士韩爌、李标和钱龙锡（近似总理和副总理）开一个名单。这三位大臣不想“广搜树怨”，仅仅开出四五十人。皇上嫌少，让他们重新讨论，结果又增加了数十人。皇帝不高兴了，亲自分出“赞导、拥戴、颂美、谄附”四项，让他们往里添人。皇帝还让他们把内廷宦官的同恶者列入名单。韩爌等人推脱说，他们不知道内侍的情况。皇上说:“岂能一无所知？只是恐怕得罪人罢了。”
翌日，皇帝将他们召至便殿，只见案桌上摆放着一个布囊，囊中盛满了对魏忠贤的颂扬之词。皇帝指着这些章疏说道：“此乃奸党对魏忠贤的奉承之词，尔等可将这些人的名字一一列出，编入逆党名录。”韩爌等臣子深知皇帝心意已决，便试图将此事推脱，声称：“吾等职责仅为起草文书，于法律条文不甚了了。”于是，皇帝下令召来吏部尚书王永光，命其处理此事。王永光亦以“不谙刑名”为由推脱。皇帝遂又召来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等官员，终得一份包含270余人之逆党名单，并拟定从贬谪至革职的处理方案。
如此简单的一件事，皇帝亲自主导，亲力亲为，甚至亲自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却竟遭臣子屡次阻挠，连续五次按下暂停键。若皇帝无法出示那些所谓的“黑材料”，若皇帝不再屡次催促，那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结局便不难预见。在这场利益权衡之中，皇上英明睿智，早已一语中的：忧虑得罪他人。史书亦记载清晰，那些人不愿“广泛搜集树敌”。
清算与平反不同。清算虽能为受害者讨回公道，但终究无法转化为官职与俸禄，因而那些损人不利己的行为自然鲜有人问津。相较之下，平反则截然不同，它既彰显正义，又能带来实际利益，既有利于他人，亦惠及自身，因此，愿意投身其中者自然络绎不绝。这种利弊之别，恰恰能阐明为何清算的力度往往不及平反。试想一下，如果置身其中，自能明了其故。即便在利益与风险交织的困境中，皇帝尚且任人推搡以避其锋，那么那些遭受迫害的个体，又怎能掀起波澜？这些曾服刑者及其文盲子孙，面露惊恐，身披尘土，历经数月被反复刁难，这究竟是发泄还是自寻烦恼？心中的怨恨岂能不逐渐消减？一旦怨恨消散，若无人问责，恶果又从何而来？
更要紧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往往难以受到问责。崇祯帝虽清算魏忠贤及其阉党，却未追究其背后的总策划者、自己的兄长天启帝。嘉靖、万历两位皇帝曾主导制造诸多冤案，然而他们的继任者均为亲生之子，大规模的平反仅能以小规模的清算来应对，仅通过找出几名替罪羊便草草了事。最高权力者对前任的清算亦有其界限：他们须对传承皇位的先祖表示尊敬，并须坚守皇权至上的体制，此乃他们合法统治的根本所在。此外，将功归己，将过推人，此般体系实为最高统治者所精心打造。鉴于这套奖惩机制的核心存在重大缺陷，对于整个体制的公正性，我们理应抱持谨慎的期待。
清算与平反的不足，实非轻描淡写之事。在权衡时间和力度所带来的利弊时，这对当事人的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魏忠贤的死党之一，时任右佥都御史（相当于今日监察部副部长）的刘志选，曾勇敢地站出来，抗议万历皇帝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为忠良鸣不平，却因此被贬谪，贬谪之后又遭受打压，在家中度过了三十年的冤屈岁月。直至万历驾崩，刘志选才得以通过关系重返工部主事（相当于处长）的职位，恢复了被贬之前的官职。彼时，刘志选已年过七十，对弥补过往损失的渴望强烈，于是改变初衷，协助魏忠贤钳制言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攻击皇后，迫害清流，吹捧邪恶的同党。他深知这些罪行终将受到追究，但《明史》记载，刘志选自认为年事已高，必定会先于魏忠贤离世。那是在天启六年，魏忠贤58岁，比刘志选小了近20岁，刘志选的利害权衡可谓精准。然而，世事难料，第二年，年仅23岁的天启皇帝驾崩，魏忠贤随之败落，刘志选被判死刑，最终自缢身亡。若非天启帝如此短命，若非崇祯帝如此急躁，刘志选的投资或许就能成功。同样，若万历冤案的平反更为彻底，使他的首次投资得到应有的回报，刘志选也就无需冒险改变方向了。
总而言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此言虽大体不谬，却亦需稍作让步。若以数量来衡量，前者或许可占七八成之实，而后者则恐怕只能得四五成之效。待时而动，时机尚未成熟。那么，何时才能迎来这一刻呢？当一代权势逐渐退去，那便是时候。随着时间的流逝，事物价值逐渐衰减。即便经历了两次减值，虽得以平反，但弥补仍显不足。尽管进行了清算，但追责亦不彻底。这些未弥补之处，构成了当事人的实际损失与收益。这些损失与收益累积至今，其影响不容小觑，正如自然选择对物种的塑造一般，若降水量减少三分之一，便能引发众多物种的存亡和生态系统的转变。岁月更迭，循环往复，祖国的山川风貌也在悄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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