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同志，湖北省麻城县的骄傲，历经沙场无数，智勇双全，攻防兼备。他不仅亲手操持枪械、炮火，更在制造枪炮的道路上屡建奇功；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在军事科研的前线，他都身先士卒，英姿飒爽，风范长存。他的一生，坦诚真挚，心系群众，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革命需脱胎换骨，黄安战黄安担当重任
王树声，1905年诞生于一个微末的地主家庭。自十岁左右起，便在父母相继离世之后，肩负起抚养祖母和打理家业的沉重责任。在困顿与迷茫中，他曾担任过本地的塾师，以及本区乘马岗初级小学校的校长。从小便生长在革命氛围浓厚的家庭中，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和妹妹均投身革命事业。1926年，通过他人的引荐，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若要革命，便不能拘泥于情面。无论谁反对农会，哪怕是我的亲生父母，我也必将与之斗争到底。”不久之后，王树声与农会的其他领导携手，带领上千名农友，手持灯笼火把，挥舞着锄头扁担，将丁枕鱼逮捕归案，严厉惩处了这个恶霸，最终将其押解至县城。
王树声立志脱胎换骨，投身革命！在“四·一二”政变之后，丁岳平逃至河南光山，纠集了超过一万名的反动红枪会成员，他们伺机包围了麻城县。他们沿途践踏农田、毁坏庄稼、宰杀耕牛、掠夺财物、欺压百姓，甚至血洗了乘马、顺河两区。最终，他们包围了县城，狂呼口号：“要清党，要报仇，要杀人”，最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麻城惨案”。
面对敌军的猛烈攻势，中共麻城县委迅速组织了逃难的农民、城关的商贩和学生，共同守卫城池，抵御来犯之敌。在这场激战中，王树声挺身而出，手握枪械，一枪命中，瞬间撂倒了红枪会中最为嚣张的“师爷”，彻底揭穿了他们“刀枪不入”的荒谬谎言。城头上的民众，纷纷拿起石头和瓦片，如同暴雨般倾泻而下，将攻城的暴徒打得头破血流，混乱不堪。在混战之中，另一名匪首“王九聋子”率领部下试图偷袭西门。王树声早已暗中布置好一门土炮，待敌人逼近城墙之际，一声轰鸣，将“王九聋子”炸得粉身碎骨。丁岳平见状，急忙指挥残部撤退，后退数里。尽管如此，麻城县仍被敌人重重包围。为了解救县城，王树声主动请缨，前往省城寻求支援。最终，他不仅击溃了罗家河、丁家岗、朱家冲的反动势力，还成功打散了围困麻城县的红枪会。
党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一方针在九月间传至黄（安）、麻（城），为坚持斗争的革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27年9月，王树声出席了麻城县委会议，会上决定执行湖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在麻城发动农民暴动。王树声勇敢地承担起重任，率先率领四乡八镇的农民，与黄安的农民并肩作战，手持土铳、鸟枪、大刀、长矛，成功实现了黄安、麻城两县的“九月暴动”，从而拉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11月18日，在黄安县城举行的庆祝胜利的大会上，宣布将参加黄麻起义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王树声被任命为第二路军分队长，正式成为鄂豫皖红军的一名指挥官。
王树声（抗日战争时期）
然而，这支新组建的革命武装，不久便遭遇了敌人的残酷打压。12月5日，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团突然袭击黄安。尽管王树声及其战友历经重重磨难，黄安城最终还是落入了敌人手中。坚持在黄安县与敌人抗争的王树声，在群众的掩护下，屡次化险为夷。他不得不乔装成小贩，秘密寻找党组织。到了1928年2月，他终于与参加“九月暴动”的战友重逢。随后，他们一同参与木兰山游击战，创建了柴山保武装割据区，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在随后的转战中，第1团团长王树声在副军长兼师长徐向前的指挥下，率领部队两次出击京汉铁路，攻占杨家寨、伏击杨平口、突袭花园镇，三战皆胜，共歼敌2600余人。在进攻驻有千余反动武装的豫南重镇新集时，王树声巧妙地利用棺材装填了几百斤炸药，以及生铁、秤砣和迫击炮弹的“巨型炸弹”，硬是将这座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反动堡垒炸开缺口，使新集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于1931年11月7日正式成立，王树声担任第11师师长，成为徐向前总指挥的得力干将。在黄安战役中，他提出了“誓死守卫桃花店，绝不后退半步”的战斗口号，并亲自率领师通信队、手枪队及31团，历经肉搏战，不仅成功击退了敌人的多路援军，更在红军首架飞机的支援下，将驻守黄安的敌军围困如瓮中之鳖。在随后的商城、潢川战役中，王树声指挥第11师首先对北亚港敌曾万钟第12师的一个团发起围攻，并与第10师协同作战，实施迂回包抄，成功占领傅流店渡口，切断了敌人的退路。随后，凭借锐不可当、势如破竹的攻势，红军发起全面进攻。经过十余天的激战，红军以十个团的兵力击溃了敌人的十九个团，共歼敌五千余人，对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汤恩伯第2师更是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
二、克险攻坚，确保主力会师
在逆境中愈发坚韧的红四方面军，却因张国焘的错误指挥而导致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1932年10月12日，部队在激战中成功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跨越平汉路，开启了战略转移的征程。时任第73师师长的王树声，带领部队轮番充当先锋和后卫，一路英勇奋战，击溃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特别是在保护方面军成功突破平汉路和闯过漫川关的关键战役中，王树声率领的部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王树声亲自指挥73师217团在风雪交加中挺进大巴山，担当开路先锋时，他们不畏艰险，砍伐树木搭建营房，破冰开辟道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他们忍受饥饿，餐风露宿，快速前进，最终顺利打开了通往四川的大门——两河口。随后，王树声指挥全师在大河口全歼敌刘汉雄部一个团，夺取了南江县城，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共同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总指挥请放心，即便战斗到最后关头，我也保留了一挺机关枪。只要还有一粒子弹，敌人就无法逾越。”在这场力量悬殊、战斗惨烈、任务艰巨的考验中，王树声展现了非凡的勇气与智慧。在激战三昼夜后，他成功击溃敌人6个团，全歼7个团，并击毙敌旅长杨选福以下官兵5000余人。在战斗尾声，他率领两个连的兵力，对华盖山发起奇袭，以仅有的两人轻伤的代价，取得了歼敌500余人的辉煌战果，最终实现了反“三路围攻”的全面胜利。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王树声不仅军事指挥艺术日臻成熟，政治素养亦日趋老练。他对红军内部开展的“肃反”运动始终抱有疑虑。回忆起那段岁月，他不禁想起，自己那曾属于小地主的家族，在第一次“肃反”中遭受了深重的灾难。他的二嫂、弟弟、妹妹以及堂兄等亲人均在此次运动中丧生。尽管内心充满疑云，但王树声在战场上的英勇与雄心并未稍减。1933年10月，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湘集结了110个团，约20万兵力，并配备了18架飞机，兵分六路对仅有8万人的红四方面军发起了猛攻。在西线，王树声指挥12个团的部队，英勇抗击敌军69个团的猛烈进攻。他胸怀全局，指挥果断，通过三次收紧阵地，灵活机动地歼灭敌人，迫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付出惨重的代价，为东线部队的作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在反攻过程中，王树声率领部队接连收复了南江、仪陇、阆中县城，以及嘉陵江左岸的广大地区。红四方面军共歼敌8万余人，缴获枪支3万枝，大炮100门，击落敌机一架，最终彻底击溃了敌军的“六路围攻”。
在激战嘉陵江战役之际，王树声指挥31军勇敢强渡，自仓溪以北的鸳溪口发起猛攻，终获成功，并一举攻克了敌军险要阵地火烧寺，将刘汉雄部的一个旅击溃。紧接着，他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共同攻下了被誉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剑门关。整个战役中，我军共歼灭敌军12个团，俘虏敌人1万余人，攻克了嘉陵江西岸的九座县城，并控制了从嘉陵江以北至北川、以西至梓潼、以南至川甘边界的广阔区域，为我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书写了辉煌的一笔。
王树声率领部队，为迎接党中央与红一方面军的到来，向川西进军，途经江油、青川、白川等县，抵达茂州、威县地区。不久后，他受命担任后卫，成功抵御了胡宗南部南犯的企图，有效保障了四方面红军与一方面红军在懋功达维的胜利会师。1935年7月，他再度受命，率部进驻毛儿盖。在此期间，他坚定地抵制了张国焘散布的针对党中央的不满情绪及挑拨一、四方面军关系的谣言，主动向毛泽东和朱德汇报工作并请示，展现了其对党的坚定信任与忠诚。
在长征的征程中，王树声始终将党和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尤其是1936年6月，面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不得不两次攀爬雪山、三次跋涉草地，饱受饥饿和严寒的折磨。在这样的极端困境下，王树声始终心系部队和战士们，悉心照料伤病员，并鼓舞他们继续跟随部队前进。在他的带领下，以及各级干部的共同努力，战士们咬紧牙关，忍饥耐寒，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最终按预定计划抵达甘南地区。10月，红军的三大主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地区胜利实现了会师。然而，由于王树声对张国焘的军阀行为表示不满，他的职务从第31军军长被降至总指挥部教导团团长。
三、延安誓志，太行抗敌。
依据中革军委与红军总部的指示，1936年10月，王树声遵照宁夏战役的部署，率红四方面军教导团西征。渡过黄河后，他随即与第9军协同作战。在缺乏后方支援、无援军支援以及弹药补给的情况下，部队首战攻克了一条山与锁罕堡，继而又相继占领了打拉牌与镇虏堡。西路军在初期赢得了一系列胜利。然而，面对顽固反共的马步芳所率领的马家军阀，由于对方多为骑兵，且长期盘踞西北，作战行动灵活，经过数战，红军长途奔袭的优势逐渐丧失，最终陷入被动，被迫放弃了宁夏战役的既定计划。1936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渡河的红军部队组建为西路军，并任命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政治委员，王树声则被任命为副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
在1939年的冬季，晋冀豫军区司令员王树声（见图左侧）莅临辽县芹泉村。
自此，西路军重整旗鼓，分为三支纵队向西进军。王树声依旧伴随第9军行动，从镇虏堡出发，向古浪进发。第9军战士抵达柴洼地区后，于横梁山展开激战，攻克古浪城。在马家军全力围攻古浪城之际，他们先是依托城垣，积极消耗敌人，继而转入巷战，与敌肉搏，重创敌军。古浪城即将崩塌，防守陷入不利时，第9军奋力反击，成功突围至永昌城。此后，总指挥部任命王树声为第9军军长。在永昌城，他指挥部队沉着应对，坚守城池，共击毙敌人2000余众，抵挡了马家军40余次进攻。与此同时，敌军以重兵猛攻山丹城的5军和永昌城外的红30军阵地，导致西路军人数从2.1万锐减至1.5万，战斗力大幅削弱。
在广袤的腾格里大沙漠中，西路军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首先，驻守高台的第五军军长董振堂及其部下3000余人，在城池失守后，大部分英勇捐躯；前来救援的骑兵师亦遭遇重挫，师长与政委在激战中慷慨就义；总部直属队亦连连遭遇敌手。王树声率领第九军抵达倪家营子后，西路军全体将士，被数万敌军重重包围于该地40余个村庄，形势岌岌可危。尽管中央有东撤的指令，但马家军凭借其强大的骑兵力量，令西路军东进避战之际，不得不面临更大的风险。唯有暂时集结兵力，方为最佳策略。然而，倪家营子并非西路军的避风港，面对顽强的马家军以及王树声所率的第九军和其他兄弟部队的反复攻守，当西路军转移到康隆寺南部的石窝地区时，兵力已锐减至不足3000人。
为蓄积力量，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将剩余部队划分为三个支队，就地展开游击战。王树声率领第20团及两个骑兵连，共计约700余众，依托祁连山的有利地形，坚持进行游击作战。会议还作出决定，陈昌浩与徐向前另辟蹊径，脱离主力部队，向东潜行，返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战况。
同时，为了分散敌军注意力，王树声指挥右支队，负责掩护徐向前和左支队的转移，吸引马家军的兵力。在黄番寺地区，右支队首先与马家军的马彪部展开了激战，随后又屡次击退了在猛烈炮火支援下马家军两个旅发动的十多次进攻。然而，由于兵力悬殊，指战员们在艰苦的战斗中不断减员，弹药和粮食告罄，最终多数英勇牺牲。王树声不得不率领突围的30余人，在祁连山中继续游击。在一场又一场的遭遇战中，随着战斗的持续和人员的不断减少，王树声始终身先士卒，奋勇拼杀。在突出祁连山时，他身边仅剩下不足10人。他将这些幸存者分为两组，决心返回陕北，誓死保卫延安。
前往延安，找到党中央。在极度艰苦的归途中，王树声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名叫俞学仁的热心老人，老人一路护送他至陕甘苏区的固原县。毛泽东听闻王树声归来，亲自挂电话亲切地向他表示：“你归来即意味着胜利。”不久后，毛泽东特地派人将王树声接到他的住处。王树声原本怀着“负荆请罪”的心态，准备接受处分，却未料到毛泽东一见面便紧紧握住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吃了很多苦，回来就好！”毛泽东还亲自推荐他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
王树声于抗大毕业后，再度申请深造，踏入马列学院的殿堂。1938年冬日，他肩负使命，从延安启程，奔赴抗日前线，担任八路军晋冀豫军区的副司令员一职。翌年6月，司令员倪志亮前往延安深造，王树声临危受命，代理军区司令员的职责。年底，国民党军第97军军长朱怀冰在蒋介石的指使下，成为华北地区反共高潮的急先锋，大举向晋冀豫根据地发起进攻。遵照八路军的统一部署，王树声率领先遣支队第一大队，作为左翼力量，与中央队和右翼队协同作战，对朱部发起猛攻。先遣队在战斗中表现出英勇顽强、勇往直前的精神，猛冲猛打，在兄弟部队的支援下，成功将顽军击溃，一举歼灭顽军及地方武装近万人。
晋冀豫军区撤编后，王树声被任命为太行军区的专职副司令员，全面负责军区日常工作。司令一职由刘伯承兼任，而政治委员一职则由邓小平接任。在波澜壮阔的百团大战中，王树声一方面组织地方武装，全力支援刘邓主力的作战行动，另一方面则负责整个军区的后勤保障。在他的带领下，以及军区其他领导成员的共同努力，太行军区军民在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中，与第129师主力协同作战，共歼灭日伪军7500余人，摧毁铁路240公里、公路500余公里。全区民兵积极参与战斗，累计出动近6万人次，独立作战500余次，并配合正规军作战52次，击毙、伤俘日伪军145人，摧毁桥梁12座，烧毁火车头8个，车厢142节。
在太行军区召开的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上，王树声同志代表军区，先后对军区工作进行了详尽的汇报并作了会议总结。他指出，1941年的华北战局愈发严峻，敌人将集结大量兵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激烈的“扫荡”和“清剿”，而日本侵略军也将进一步强化其“囚笼政策”，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全方位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战。在此同时，国内投降主义与内战危机的风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抗日军民随时面临来自内外夹击的威胁。王树声同志强调，强大的正规军和民兵组织是广泛开展游击战、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关键。因此，1941年太行军区的首要任务便是加强正规军建设和民兵自卫队的发展。会议结束后，太行军区迅速掀起了一股参加民兵的热潮。至1941年9月，太行区的民兵人数已从1940年底的1万人激增至4万余人。
四、飞渡黄河击敌，武汉剿匪担重任
依据中央的部署，王树声于1942年9月从太行军区匆匆返抵延安，投身于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中。翌年1944年，随着盟军切断日本的海上补给线，日本为寻求通过中国大陆的交通线继续向其在南洋的军队提供补给，便调集重兵，于4月份发起了旨在打通平汉路南段的河南战役。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仅37天之内，郑州等38个关键县市便相继落入敌手。为捍卫西北战略大后方，并确保陕北、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络畅通，中共中央果断决策在河南建立抗日根据地，并任命王树声为河南抗日军司令员，戴季英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遵照中央的指令，他们于1944年11月率河南人民抗日军第三、第四支队从延安启程，穿越太行、太岳根据地，向豫西敌后地区发起了英勇的挺进。
王树声与戴季英率领部队攀爬中条山，抵达了黄河之滨。黄河自古以来便以天险著称，此刻的黄河更是波涛汹涌，冰块如山，即便有舟船也难以涉渡。此外，他们身后还有成群的敌人分两路夹击。面对这黄河的天然障碍，王树声亲自登门拜访一位资深船工，选定了渡河的最佳地点，并决定在夜风凛冽之际实施渡河。在地方群众的指引下，战士们每人携带一顶沙帽，一边行进一边后退，巧妙地防滑，使得大军得以顺利过河。当敌追兵赶到时，只能望河兴叹，对着一片片浮冰胡乱射击，却毫无办法。
王树声率部勇闯黄河天险，沿途百姓欢声雷动，纷纷传颂：自古以来，黄河仅两次封冻，一次是汉帝刘秀涉水而过，踏足的冰路随即融化；另一次，便是此刻八路军渡河，敌军抵达河岸之际，河水再次解冻。真乃天意相助，河南民众的福运终于来临！抵达豫西，挺进嵩山之后，王树声与已在当地坚持抗战的皮定均、徐子荣所部成功会师，共同组建了河南军区。他率领军队，与人民紧密相依，以嵩山为战略依托，深入敌后，首先通过攻打“土围”，与顽敌激战，迅速拓展并建立了河南抗日根据地，完美实现了党中央派遣王树声南下的战略部署。
王树声（前排左一）与叶剑英（左二）、粟裕（左三）等杰出将领合影留念。
抗日战争终战，王树声率领其所属部队在广袤的中原地域上纵横捭阖，果敢出击，成功从日伪手中夺回了众多失地与重要要塞。遵命南征至桐柏山，他与新四军第5师汇合，共同组建了新的中原军区，李先念出任司令员，王树声则担任副司令员并兼任第1纵队司令员。随后，他们进驻大别山北麓的泼皮河地区。为挫败蒋介石“全歼中原军于七月”的幻想，1946年6月，王树声亲自率领部队全面展开攻势，实施分路突围。他指挥第1纵队第15旅的第43团与第44团，在广水成功突破敌人飞机掩护、装甲车巡逻、步兵重兵把守的汉江防线，于8月初深入鄂西北，建立以武当山为核心的游击根据地，并成立鄂西北军区。王树声担任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鄂西北军民坚持战斗，有力地支援了西北、华北战场的斗争，为全国战略反攻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随着武汉这座中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宣告解放，王树声率领部队与众多战友并肩，一同踏入这座江城，并被委以重任，担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一职。如同全国其他地区一般，湖北的解放虽带来新生，却也让重建工作迫在眉睫。首要任务便是肃清残余土匪势力，以确保民众生活安宁。在我军挥师南下之际，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面对败局，仍不甘心，于同年5月陆续派遣汪宪、樊迅等人为首，携带通信设备潜入大别山区，秘密组建土匪武装，并设立“华中剿总豫鄂边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汪宪被任命为中将军长，袁成英担任副司令，樊迅则任参谋长。至8月，土匪势力已扩充至1.7万人。他们建立政权、扩充武装、征收粮食与款项、散播谣言，同时大举袭击人民政权及剿匪队伍，对革命干部、军人家属乃至普通百姓实施残暴的屠杀。
为彻底根除大别山地区的股匪势力，华中军区果断决策，成立由湖北军区主导的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并任命王树声担任该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8月，王树声在武昌主持召开了鄂豫皖边剿匪工作会议。会议对剿匪的方针任务、实施步骤、战术策略以及政治工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他明确指出，剿匪、反霸、发动群众三者需同时进行。在具体操作步骤上，王树声提出，当股匪数量众多时，应以军事进剿为主，辅以政治攻势；而当股匪被打乱、分散后，则应采取分散驻剿、清剿的策略，以政治工作为主导，旨在彻底清除散匪、收缴匪枪、瓦解匪众。在经过分散清剿，使得土匪更加分散隐蔽之后，部队应大部分转为工作队，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斗争。
在王树声将军及剿匪指挥部的坚强领导下，各参战部队展开了深入的战前动员，全体指战员士气昂扬，剿匪战局迅速展开。至1949年10月1日，成功摧毁了土匪在大别山的最高指挥中心，并生擒了汪宪、袁成英、樊迅等一众匪首。仅三个月时间，便“歼灭土匪一万二千余人，基本肃清了百人以上规模的主要匪帮及其大部分重要头目。”次年，王树声将军晋升为湖北省军区司令员，肩负起全省剿匪的重任。至1952年底，共计剿灭土匪6.4万人，使湖北省的匪患得以根除。
五、装备现代化，科研尽职尽责。
王树声素来喜好操持武器，然而，他未曾料想，1955年3月，他正式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这让他得以“成为一名当之无愧的军械技术干部”。军械部门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构建军械管理及技术保障体系，是军械部的核心职责。王树声履新后，首要任务是强化军械系统的政治建设。他将原有的政委办公室下属各科升级为处，并增设学校教育处，从而为加强军械系统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同年9月27日，他在中南海的怀仁堂荣获大将军衔，并荣膺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为迅速扭转我军军械技术力量不足、管理能力薄弱、保养统计制度尚待完善的局面，王树声倾注了极大心血。他不仅主持召开了各式会议，推进技术大检查，还致力于人才培养和各项制度的稳步构建。他对军代表工作的关注和对军械科学的研究同样倾注了满腔热忱，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至1958年底，我军的军械工作呈现出“突飞猛进，万象更新”的喜人景象。
◆王树声（右二）。
王树声，曾在被解除总军械部部长一职后，专任国防部副部长兼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履职，于1959年11月，荣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而院长一职则由叶剑英元帅担任。在军事科研的岗位上，他肩负起创建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的重任。该教研馆的使命在于通过实物展示、图表辅助、电动解说等直观教学方法，帮助部队中高级干部迅速掌握现代化军事技术知识，并深入研究技术与战术的融合、合成作战指挥等关键问题。在王树声的精心策划与领导下，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于1964年下半年竣工。建成后，共接待了包括军长、政委、副军长在内的174名干部参加集训，圆满完成了465名学员的教学任务，并接待了4360名军内外人士的参观。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亦曾亲临视察，对教研馆作为培训军队高级干部的优质场所给予了高度评价。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该教研馆被林彪一伙下令撤销。
历经十年动乱，王树声遭受了严重的冲击，他备受批斗与凌辱。然而，他始终铭记毛泽东的教诲，在对个人缺点的反省上勇于自我批评，但在事关原则的问题上决不妥协。对于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的恶行，他痛恨不已，不仅针对他们对叶剑英的种种阴谋诡计予以坚决抵制，更是与他们进行了极具个性的抗争。在一次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在北京饭店七楼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后，他与李先念等一同乘坐电梯下楼。不料，姚文元也混在其中，并向王树声伸出援手致意，王树声却面色一沉，转身避让，只与李先念握手，使得姚文元顿时尴尬无比。
遭受林彪等人的诬陷，叶剑英在1968年被迫离开北京。此时，军事科学院的工作实际上由王树声主持。在负责修订一系列条例和条令的过程中，王树声不仅严谨地学习了毛泽东的指示，而且多次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研。在修订工作中，他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倡导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并高度重视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对军队建设的影响。在他指导下编纂的条令条例，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不能算！不能算！”
1974年1月7日，正是在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探望身患重病的王树声同志并对其光辉一生给予高度赞誉的五天后，这位为新中国创建奋斗半个世纪、功勋卓著的伟大将军，与世长辞，享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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