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我们提到了，英国防务市场相对开放，堪称“群贤毕至”，但从英国渡过英吉利海峡、登陆欧洲大陆的安杜里尔公司，在欧洲大陆却结结实实地撞上了“本土派”防务企业结成的藩篱。
欧洲大陆上的防务企业，尤其是行业巨头，论行业排名、营业额、业务范围的话，都逊色于英国的BAE系统公司，但它们却在行业垂直细分领域，霸占着数一数二的市场地位，特别是在这个已经由藩篱圈起的“欧洲共同防务市场”上。
防务新闻网站（Defense News）最新公布的2024年防务100强榜单。除了挤进前十、位居超级巨头之列的BAE系统外，欧洲防务企业的排名大体都在头部和腰部。
美国企业抱怨“难以打入欧洲防务市场”
2023年12月中旬，彭博社的报道《彼得·蒂尔的帕兰提尔和安杜里尔难以打入欧洲国防市场》称，美国帕兰提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Alex Karp）批评了欧洲各国政府，称这些国家大多将合同授予了当地供应商，同时排挤了像帕兰提尔这样的美国公司，“我已经对欧洲人发出过强烈抗议，但这种情况难以改变。”
展开剩余90%一头乱发造型的亚历克斯·卡普是彼得·蒂尔的亲密战友。这位硅谷亿万富翁，除了是二者创立的这家帕兰提尔的公司CEO外，他还对外塑造了“哲学底色浓厚”“远见卓识者”“思想领袖”等形象。
在这则报道刊发之后的一年半多时间里，帕兰提尔公司在欧洲地区业务上的困难并未见改善。
在今年5月公布的一季度财报中，该公司欧洲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5%至1.42亿美元，欧洲业务在公司收入中的占比已从去年同期的16%下降至10%。对此，卡普直言不讳：“欧洲还不懂人工智能”。
卡普从斯坦福法学院（在此结识了蒂尔）毕业后就远赴德国，拜在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门下学习，在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攻读新古典社会理论博士，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卡罗拉·布雷德（Karola Brede），并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研究所担任助理。他个人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军工右翼的成功转型，也为今天美国“新军工”企业的“复杂性”做了鲜明注脚。
显然，帕兰提尔公司在欧洲市场遭遇的这些问题，安杜里尔公司也躲不过。
同样是在彭博社的那篇报道中，安杜里尔公司联合创始人帕尔默·勒基也表达了该公司在欧洲地区市场开拓上遭遇的两大方面问题。一方面，即便价格高或技术落后美国公司“数年”，但欧洲国家仍倾向于采购本土供应商的技术，“放弃这种偏好对这些国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另一个方面，当前欧洲国家的武器装备采购往往更倾向于现有的、已建立起联系的供应商。也就是说，那些已经在欧洲成功突围、获得订单的初创公司通常拥有着人脉关系。对此，勒基给的两个例子是德国初创防务企业赫尔辛格（Helsing）和量子系统（Quantum Systems）。
德国量子系统公司成立于2015年，其无人机产品已获得德国、乌克兰、澳大利亚、荷兰、西班牙、新西兰等国军队的认可，乃至美国也是其业务版图的一部分，已在美国加州开设工厂。
“对外保护，内部开放”的欧洲防务市场
帕兰提尔公司和安杜里尔公司高管向彭博社的抱怨初步描绘了当前欧洲防务市场“对外保护”的一面——这里的“对外保护”往往指向美国。
强调欧洲要国防自主，降低、乃至摆脱对美式装备的依赖，这类声音在欧洲大地早已有之。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这类声音更多地被落实到政策和制度上，也就是欧洲国家正在将装备采购的预算更多地向欧洲本土企业倾斜，美式装备不再具有优先级，正成为欧洲大陆的“政治正确”。
不过，欧盟成员国在军购时也会实施“对外保护”，更倾向于本国的企业，优先级排序上整体呈现本国、欧盟内、美国制造商的次序。
欧洲“双风”的故事里，就体现了法国人对“阵风”的钟爱，特别是这款法国造飞机还能上航母。
与此同时，欧洲防务市场的“对内开放”也得到了不断的强化，欧盟内部的防务企业之间正不断扩大合作。欧盟防务基金（EDF）、欧洲防务工业发展计划（EDIDP）等机制也鼓励成员国企业跨国合作。
不过，按照惯例，欧洲的多国合作，必须严格按照“工作份额”划分，保证参与国企业都能获得合同与产能。此外，欧洲在这一轮扩军潮中，除了扶持欧洲本土老牌防务企业，还为行业初创企业的培育与支持投入了上亿欧元。
虽然今天F-35已近乎成为欧洲通用的五代机，但其实围绕它的采购一直都存在争论：是采购美制战斗机，还是支持欧洲造的“台风”“阵风”或“鹰狮”?
欧洲国防工业有政府的“财力”支持
显然，对比美国的保护主义盛行、英国的半开放，欧洲的防务市场是“对外保护、对内开放”的。
而这种行业格局之所以形成，与欧洲企业代表着“国家意志”分不开——这些头部企业均有当地政府的投资控股，政府始终对其施加着巨大影响力。
截至2024年6月30日，法国国家参股管理局对航空航天和国防领域上市企业（空客、赛峰和泰雷兹）的持股，占投资组合市值的57.4%。
比如，法国政府通过其国家参股管理局（APE）持有空客、赛峰、泰雷兹、海军集团、Nexter等公司的股份。意大利政府，则通过经济与财政部控股的意大利存贷款银行（CDP）来持股“国宝”莱昂纳多集团和芬坎蒂尼（Fincantieri）集团。德国政府则持有空客集团和从空客剥离、上市的亨索尔特（Hensoldt AG）公司的股份。
对意大利防务行业巨头莱昂纳多集团，意大利政府持有30.2%的股份；造船企业芬坎蒂尼则是71%。
直升机业务是莱昂纳多集团旗下的王牌业务之一，此前文我们说过莱昂纳多对英国韦斯特兰的并购。图中的AW149有望成为英军的新一代中型多用途直升机，而该机开发时还是英国与意大利的合资公司阿古斯塔·韦斯特兰时代，而后该公司全部并入了莱昂纳多集团。
西班牙的国家工业参股公司（SEPI）则参股了造船厂纳凡蒂亚（Navantia）、信息服务与国防技术公司英德拉（Indra）等公司，前者是100%，后者是28%。
而北欧地区的知名防务企业，康斯伯格集团（Kongsberg）的第一大股东是挪威的主要经济部门贸工渔业部（NÆRINGS- OG FISKERIDEPARTEMENTET），持有该公司的50.004%股份。芬兰的帕特里亚（Patria）集团，最大股东是持股50.1%的芬兰政府，其余是康斯伯格。
西班牙纳凡蒂亚的扩张触角也在翻越国界，最新动作是去年底收购英国哈兰德与沃尔夫集团旗下的4家造船厂，后者以建造“泰坦尼克”号而闻名。图为纳凡蒂亚为澳大利亚海军建造的“堪培拉”级直升机母舰。
是欧洲防务名企，也是家族企业
再看北欧地区最知名防务企业的萨博集团（Saab），瑞典政府虽然没有持股，但实际掌管它却是瑞典“无冕之王”瓦伦堡家族（Wallenberg family）。
与此类似的，达索家族、韦格曼家族、克虏伯家族、代傲家族等，同样长期且稳定地掌控着达索航空、KMW（克劳斯-玛菲·韦格曼）、蒂森克虏伯集团、代傲集团等。
至于这些“国宝级”企业幕后家族的实力如何？声名显赫者如瓦伦堡家族，作为瑞典历史悠久且极具影响力的商业世家，通过其工业帝国间接控制着瑞典GDP总量的三分之一。
瓦伦堡家族通过家族基金掌控的投资公司Investor AB持有萨博集团约30%股份和40%表决权。图为萨博与德国的初创企业赫尔辛AI合作，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战斗机上的应用。
在对家族企业的坚定“守护”上，如达索家族的第二代掌舵人塞尔日·达索（Serge Dassault）备受瞩目。在其接棒后，达索航空集团“阵风”项目备受历届法国政府的质疑，特别是在项目进度延误、军费开支削减、预算吃紧之际，甚至面临着“下马”的压力。但塞尔日·达索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游说活动，实现了该项目的存续。特别是在1995年至1996年，他更扛住了来自法国政府的压力，终止了达索与法国宇航公司、英国BAE的合并计划——这不单保住了家族企业，更维护了法国航空工业的独立性。
1985年12月14日，“阵风”A首次对外公开展示，达索公司创始人马塞尔・达索（Marcel Dassault，照片居中者）出席仪式，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1986年4月17日马塞尔·达索辞世，他的儿子塞尔日·达索（右侧）接棒掌舵达索集团。
欧洲的藩篱正扎得更密实
上述欧洲防务企业作为公开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也同样是美国等国际资本热切追逐的对象，但国际资本对这些欧洲企业的投资、持股在比例上远没有英国防务企业的那么高，也就无法撼动欧洲多国政府和家族资本的地位。
法国、德国和西班牙政府是空客的主要股东。而持股名单上还能看到如贝莱德和先锋集团这样的美国资本。
而且在欧洲企业中，除了来自政府、家族的控股外，这些航空制造业、防务行业的企业之间还往往会交叉持股，形成相互关联的复杂网络，构建起一个个合作联盟和利益共同体。
其中既有一国之内的，如法国几大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也有区域性的，如意大利莱昂纳多对德国亨索尔特的持股、挪威与芬兰组成的北欧防务合作联盟。还有法德两大国之间的Nexter与KMW的合二为一——这既是两国地面装备巨头的合作，也是欧洲政府官方资本与家族资本间的又一次握手。
法国Nexter与德国KMW在2015年底合并为KNDS。
加之，不论是法意德还是意西班牙、北欧国家等国的政府，对这些防务企业都有着或“黄金股”或保留战略决策否决权等一系列法律与政策工具，以及在装备采购、出口管制等方面的天然巨大影响力。
可以预见，未来欧洲国家对“国家关键防务资产”的掌控与战略布局不会放松，欧洲大陆地区的这道“对外保护，对外合作”藩篱只会扎得愈加密实。
而对力图在欧洲大陆大举扩张的帕兰提尔和安杜里尔等美国“新军工”来说，仅靠“强烈抗议”显然无法翻越这道藩篱……
文案：郑宇航
排版：蓝风
编审 | 监制：武晨、王兰
看航空融媒体工作室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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